臺灣客家地區染布有關的技術傳承、理論類型及其產業變革的技術理論與傳播史之探究，並且回顧與比對分析《齊民要術》、《本草綱目》、《植物名實圖考》、《物理小識》、《布經》及《染經》等染布有關文獻的前人調查經歷，據此，從技術實務與歷史性的比較研究上，理解臺灣客家染布的文化價值。
傳統染布技術原屬手工藝為基礎的經濟產業，時至二十世紀初期的臺灣染料製造與染坊等行業，因不敵化學染料、新興染整工廠與舶來品競爭而沒落，僅存的傳統染布技藝，趨於生活應用的樸質性手作，產量有限且多鄉土中的變通作法，留存在經濟相對不佳的農村地區。
依據染布有關古籍、溯往報導與實地到訪的田野調查，以及織品實物考察與模擬實驗，得知歷史中的染布植物在引用與命名之際，染布及染料製造技術，就已依附其間，並在經由與時俱變的歷代傳習之後，從古代往後世，乃至從原生地流傳至今的竹苗高屏等的臺灣客家地區。
針對臺灣客家地區染布及染料製造技術有關的傳播史研究，包括客家染布植物源流與傳播、傳統染色原理、原色與雜色染料製作、染布植物應用研究、染布技術史等五大事項之探究，據此，給予具史地關係及整體性的臺灣客家染布技術理論與傳播史論述。
透過臺灣客家地區染布及染料製造技術有關的傳播史研究，包括客家染布植物源流與傳播、傳統染色原理（色系與品項導向）、原色與雜色染料製作、染布植物應用研究、染布技術史等事項之探究。
據此，給予具史地關係及整體性的臺灣客家染布技術理論與傳播史論述，建立歷時性及具特殊價值的臺灣客家染布技術理論與傳播史、文化認同與文化資源等的基礎資料。
時至清末的染布技術，在實務上可概分染料製作、染色、媒染、複染、漂曬、踹布等大項。歷史上與時俱變的染布技術，其中的媒染與複染技術，有助染整與產業經此完成媒合著色、層次飽和與複方調色等應用，提升織品品質與經濟價值。
探討傳統染布報導及染布古籍所述的媒染劑使用時機，是針對依循染整時序而有不同的媒介效應，包括染料製造時，就需添加的前媒染；染劑調水之際，混和在染料中的中媒染；織品染好後，立即投入獨立的媒染劑中的後媒染等三種方式，可從理論與實務上詳加調查與研究。
鄉土地方及染布文獻所見的媒染劑（mordant），範圍廣泛，概括有灰料或鹼劑類、酸醋類、礦物類或金屬化合物、土壤類、單寧類、水洗類等六類媒染劑，經此與染料螯合或是促使染料更易附著於纖維之間，達到更易上色，加強牢固程度及改善色澤等作用。
傳統染布技術原屬手工藝為基礎的經濟產業，各色染料又以持續演變的藍染工藝，最具市場與產業價值。時至二十世紀初期的臺灣藍田、製藍與染坊等相關行業，因不敵化學染料、新興染整工廠與舶來品競爭而沒落，時至二次大戰結束前或約在大正四年(1915)，無論藍靛及傳統藍染產業據已全面歇業停產(李瑞宗，2008：6)；田野所見僅存的傳統染布技藝，趨於生活應用的樸質性手作，產量有限且多鄉土中的變通作法，留存在經濟相對不佳的農村地區。
回顧歷史中與傳統染布技術的相關文獻，舉凡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孫元衡《赤嵌集》指出清初臺灣的染布色彩，就已相當豐富：「餘糧文蕷好(地瓜)，朱履荷長鑱(台俗尚奢，有衣羅衣、著朱履而耘田者)」(孫元衡，1958)。此外，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）的《重修鳳山縣志》指出清代臺灣社會對於服飾的美感經驗，鄉村重視樸質的勞動精神，相形之下城市地區則重華麗繁飾：「村野之家，日用食飲猶存儉樸；城市紛華之地，矜炫耀以飾觀…儲無甔石，衣必綺紈；下至牛醫馬傭之輩、僕隸輿儓之賤，絲帛綾羅搖曳都市，古所謂服妖也」(王瑛曾，1962)，文中「僕隸輿儓」是這些城市中的下層奴僕之稱謂，所謂「服妖」意指奇裝異服會導致天下災禍。
染布所需的布料，在清代臺灣亦為服飾用色時的關鍵用料，舉凡《諸羅縣志》所記城市所見衣冠，已涉及布、錦、紗帛乃至苧麻等可供著色的多種布料：「人無貴賤，必華美其衣冠，色取極豔者。靴韈恥以布；履用錦，稍敞即棄之；下而肩輿隸卒，袴(褲)皆紗帛」。
時至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葉，因應「染坊」或稱「染房」的染布工場作業，有關染料生產或商業採購、染練技術、產業鍊上下游分工與工項調查等的史料文書，諸如《染經》(吳慎因，1983)、《布經》(范銅，1751)、《藍：臺灣的民族植物與消失產業》(李瑞宗、陳玲香，2000)、《臺灣藍染工藝產業的變遷與新發展》(馬芬妹，2010)等古籍著述與近人研究，提及原本在各朝代本就與時俱進的傳統染布，一則在此時期更為精進的與激烈的脫離手工業製程，二則是企業化經營與現代化作業的染坊，在此風華一時的短暫時期之後，致使傳統與現代染整尚能並用的植物與泥染等傳統染料，及其手染技藝，快速式微漸趨消失，因而後繼無人乃至傳承斷層。
基於十九世紀末至日治中期的藍染產業，獲利豐厚；國際與國內市場競爭及伴隨的手工業轉型；以及持續引進外來技術、製程改良與現代化等產業變貌，成為傳統染布技術演變上，最為豐富的與戲劇化的關鍵時期。
舉凡《染經》指出同治初年間(1862-)的清末以來，約略威廉•亨利•帕金（William Henry Perkin）於1856年開發合成染料以來，傳統染坊大量引用靛油、印地科素爾；毛蘭、士林藍、硫化藍等的歐洲洋靛與相關配料之際，亦有兼用土產靛料之舉；又如日治初期針對藍靛產業的生產技術調查與實驗，明治年間臺灣北部已萎縮至坪林、石碇的藍草栽培，無論藍田栽培或野外採集，已近乎全面歇業且品質不佳，簡言之「生產藍靛的藍草(菁礐)約在1914年完全停止生產」(李瑞宗，2008：6)；客家藍染史地脈絡有關的近期研究，亦指出藍田栽培、藍靛產製乃至染坊染布等的藍染產業鏈，在日治時期已形成斷層：「直到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前，臺灣的藍靛和藍染產業即消失不見」(賴志純、游庭昀，2021：239)。
此外，又如民國七十四年之後的國立臺灣工藝研究所，針對「臺灣藍染」工藝文化進行田野調查所完成的研究成果《臺灣藍染工藝產業的變遷與新發展》，指出「臺灣藍染」在二次大戰後的民國七十年代，早已斷層數十年之久，致使無人知曉而徹底消失，僅能在並無師承的困境下，嘗試的給予實驗與復興：「當時由調查已知臺灣藍色系植物染料來源闕如，藍草原植物尋覓困難，獨特的加工技術也早已斷層數十年之久，無人知曉。
1992年經常至南部探查消失於南部平原的蕃菁木藍蹤跡，在探尋未果的情況下…山藍方面，亦於1995年起，數度至北部山區石碇、貓空以及嘉義縣梅山鄉等地採集莖葉，實驗製靛技術」(馬芬妹，2010：175-176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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